“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是陆游对曾经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一生成就的高度评价与概括，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耕读与实用型人才养成之间的关系。在绵亘千年的中华文化长河中，耕读教育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进入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的耕读教育被赋予了新内涵与新使命，彰显出“耕”“读”并举、协同育人的时代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耕读教育不仅是亦耕亦农的教育方式，也是情怀使命、价值追求、生命与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当今重提耕读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分析耕读教育的理论基础，厘清其发展逻辑及思想精髓，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耕读教育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其在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

耕读教育理念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许行等先贤都有过关于耕与读关系的论述。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传统文化观念，一种思想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另一种思想则倡导“耕读传家”“耕读并重”，认为既要动脑又要动手才是最好的教育；古代的农耕文化对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合一的知识论等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古代农耕文化孕育了众多有识之士，他们勤耕耘，善思考，躬耕于野，饱读于胸，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由农业实践到农学思想，再到哲学思想的升华。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承继和发展了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在扬弃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既强调教育的现实功能，又关注教育的终极目标，使教育融入社会生活。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即学生在“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中获得头脑的解放、双手的解放、活动空间的解放，能独立思考，动手能力强，能到大自然、大社会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学问。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正确处理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让学生找到增长知识、强化能力、提升素质、服务社会的路径。陶行知还提出“创造教育”学说，主张创造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改造社会的精神。“创造教育”的理念、目标、内容和方法构成了完整的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体系。以实践为基础，以培养学生创造力为宗旨，教学做合一，充分发挥手脑双全的作用，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我们今天开展耕读教育仍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耕读教育的核心要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劳动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强调“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次把劳动教育纳入党的教育方针、纳入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之中，是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劳动价值观，弘扬劳动精神、倡导劳动教育，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新境界，为耕读教育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